话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获得胜利之后，为了和旧时代来一个彻底的了断，曾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时颁布过许多砍传统的政令，其中有一条就是去除春节（

　　当时春节还不叫春节，是我们传统俗称的过大年，也叫“正日”、“新元”、“元辰”、“上日”等名字，且过的时间也比现在长，从腊月二十三开始，一直要到正月十五闹元宵才结束。

　　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宣布将历法的使用由传统的阴历改为西元阳历，便将他1912年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1月1日拿出来定为新的节日，以此取代过大年。新节日的名称，叫“元旦”。

　　中华民国发生龊龌后，袁世凯在1913年窃起革命果实上位。袁世凯上位之后再次对历法和节日作了整改，在中山先生的去大年基础上又对端午、重阳、中秋等节日动手术刀，宣布将之前的过节时间对应到新用的阳历上来。

　　可惜官方虽这么规定，但这些传统节日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已经深入了我们老百姓的骨髓，所以不管你官方如何宣传，民间依然是按着阴历来。总之，你们政府爱咋咋的，我们管不着，但这节该怎么过，我们还得怎么过。

　　嘚，眼见民意如此，老袁干脆就也不提这茬了，民意不可违嘛，于是干脆将过大年也恢复过来，并给它取了个新的名字——春节。

　　1928年时，全面统治了国民党的蒋介石为了打中山先生这张政治牌，又开始面向全国宣布废除春节，可是政令发布之后根本无人搭理，最后蒋无可奈何，只好不再用它来做文章。

　　讲完了废春节的故事，我们来分析一下个中的意味。毕竟读历史，我们不能只读故事，我们得弄清其中的模糊。

　　对于废春节这件事，孙中山先生显然是犯了精英主义毛病的了，当然如果不是站在事后的角度，我们自然也无法品读出来。当时的情况是这样，中国受大清的拖累积贫积弱，耻辱重重，国运降到了中国历史的地板之上，而与之相反的却是旁边的日本则因为学习西方骤然成了亚洲一哥。要知道，日本一直以来都是华夏文明圈下的小弟，人家也学咱们一样过大年，可抛弃华夏文明之后却获得如此巨大的变化，这是让彼时的国人非常震惊的，所以我们看那一段历史，会发现当时的精英近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都有去日本留学的经历。当你了解了那些历史，你就会明白当时“舶来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影响力是多么的巨大。孙中山废除春节，有很大原因便是受了日本的影响。

　　袁大头其实是受传统思想影响很大的人，对于他恢复春节这事，很多学者归集为为了收买民意。对于学者们的这一观点，我基本保持赞同，之所以用“基本赞同”这几个字，是因为我觉得袁世凯除了用此收买民意之外，更多的还有他的传统思想的因素。袁世凯之所以之前不恢复，甚至还要将其他传统节日改成阳历，在我看来其实只是一种政治手段，因为彼时孙中山和革命党的影响力非常大，他袁世凯可不敢得罪。按他的意思，想来他也不愿意去改的，要不然恢复过年这个节日的时候，他也放不着还要费脑子去创造出“春节”这个名字，直接恢复过年不就得了？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家之言，也不见得就对，但对于这种有能力影响历史的人，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能因为其历史形象而忽略了这种人物身上所具有的一些东西。非黑即白的理论，实在不适合用在成年人身上，更何况大人物。

　　至于蒋介石想废春节，第一个原因就是想借此让人承认他继承的是孙中山先生的法统，第二便是同样受了日本的影响。

　　看到这，想必我们看的就更清晰了，以上三位风云人物动春节，不管是废或者立，其实都有自己各自不同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目的，至于会不会影响老百姓，他们事先是没考虑过的。孙中山没考虑，是纰漏，但另外两人，则是为了政治需要

　　（之所以说中山先生是纰漏，你得联系他的《三民主义》和后来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制度来看）。

　　怎么样，一个小小的春节，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只是一个节日，但对风云人物却俨然是个人思想上不同之处的一个侧面写照。

　　聊完了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三大大风云人物和春节有关的故事，接下来我们便进入本文的主题，聊聊毛泽东主席在红军时代的春节故事。

　　当顶级精英们都在忙着用春节标榜革命性的时候，革命意志最坚定的毛泽东却没有去像他人一样去做文章。事实上，作为唯物主义者的毛泽东是一名非常反传统的人士，但他的反，并非是那种受意气指使的反，而是那种批判继承式的反。凡是好的，对人们有用的，他是非常支持的，相反，如果他觉得没什么意义的话，再新潮的东西他也不敢兴趣，譬如说他年轻时留学非常流行，但他经过仔细思考之后就放弃了，因为在他看来，那些号称获得了见识的人，很多也只不过尔尔，于是他坚信中国人的事情，只有留在国内不断专研和考查才能解决（

　　）。他就是这样，非常务实，从来不喜欢玩形式主义，所以我们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传统也能看到现代，可以看到高雅，又觉得他非常接地气。举例来说，像书法、诗词等文学艺术性的东西，他就对传统比较秉持，所以他的书法最终自成一体，他的诗词直取唐宋，尤其是词，才气直逼苏辛，终成豪放派最后一大家；思想上，毛泽东就非常现代，传统儒家那一套，他批起来可一点不留情面，非常激烈，但对贫苦老百姓，他又则像个老婆婆一样耐心十足，热爱有加，为之操心。

　　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之后，毛泽东开始了自己戏称的“山大王”日子，带领队伍进入井冈山创建了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并在这年的春节给红军战士们过了一个年，这个年，算下来应该是共产党自有部队以来过的第一个年，堪称军史上的第一个春节。

　　当时恰逢根据地局势比较缓和，根据地进展比较顺利，于是毛泽东便给全军战士宣布放三天假，每个战士发三元过节费，和根据地老百姓一起好好过个年。毛泽东才一宣布，可把战士们高兴坏了，纷纷踊跃报名外出置办年货（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井冈山根据地缺乏粮食物资，所以得想办法外购）。

　　通过努力，红军战士们去宁冈一带买来了猪肉粮油米盐等生活物资，和根据地的老百姓们一起快快乐乐地过了一个好年。这次过年置办的很有质量，不说米盐这些东西，据载就光是猪肉就每人分了三斤多。

　　1929年，临近春节时，井冈山根据地受到了蒋介石的国民党军最凶残的围剿，红四军在和国民党部队的交火中损失惨重，为了保持和国民党的长期对抗，红四军在毛泽东朱德的带领下开始向赣南实施战略转移。

　　这是一次相当难的转移，红四军一路向南历经大小战事无数，多名高级干部牺牲，如28团优秀的党代表何挺颖、朱老总的妻子伍若兰等同志就是在这次转移中为红色革命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2月9日是阴历的大年三十，这一天红四军到达了一个叫大柏地的地方。到达之后，毛泽东和朱老总召集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在一座叫王家祠的老屋里举行了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利用敌人追兵猛进的机会来个诱敌深入，将其一口吃掉。诱歼战定在次日大年初一发动。

　　会议结束后，大家都已疲惫不堪，但毛泽东还是决定要给战士们置办一顿年夜饭。当时的红四军一路受国军的围追堵截元气大伤，物资极度缺乏。为了办好这顿年夜饭，毛泽东和朱老总商量了许久，并找来了军需处长范树德让他想办法。范树德一听，一个头两个大，此时的红四军可说是已经穷的揭不开锅了，这年夜饭，实在是办不起来。但毛泽东是坚决要求要办，他想的是，明天就是生死决战，不能让战士们在大过年寒了心。

　　范树德一听，也确实是这么个理，过年对咱中国老百姓来说，自古以来都算是一年当中的大事情。这么一想，范树德也觉得这顿饭，是无论如何也得置办的了。

　　于是，为了给红四军的战士们办这顿年夜饭，范数德带着军需处的工作人员和宣传队一起找老百姓们，通过以打欠条借用的方式筹来了一些食物，杀了几头猪，置办了一点米酒，硬是在这艰难之际给红四军将士们过了一个简单而又无比感人的大年夜。顺便提一下，给老乡们打的欠条，红军后来都一一清了帐。红军去还钱时，老乡们都不愿意收钱，他们告诉去还钱的红军战士，从来没见过那支部队这么讲信用，这么对人好，所以他们不愿意收。这可难了战士们，红军是为老百姓革命的队伍，怎么能拿老百姓的东西呢，于是他们就想方设法硬塞，或是趁老乡们不注意放下钱就跑。跑还得快，要不然还会被老乡追上又还给他们，那样的话他们又得再跑一趟。

　　这是一场非常惨烈的激战，在各级指挥员的带领下，红四军全体战士充分发挥了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和敌人展开殊死搏杀。子弹打光了就用刀、树杈、石头、徒手搏斗等方式进行杀敌。

　　2月11日，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朱老总亲自带警卫排和预备队一起冲锋，就连从不拿枪的毛泽东也第一次提起枪带领自己的警卫排加入了冲锋。

　　大柏地血战，红四军绝地逢生，一举歼灭了敌第15旅两个团，生俘800余人，缴获枪支弹药辎重无数，获得了离开井冈山之后的第一次大胜利，为红四军后来在赣南闽西一带的发展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石厢子村是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一个小村子，位于赤水河畔，属四川泸州叙永县下辖的一个70多户人的小村庄。在这里，毛泽东和中央红军过了一个春节。

　　此时的中央红军在不久前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喜事，那就是在半个月之前的遵义会议上，执行王明“左倾主义”政策的博古李德终于被民主下台，大家一致推举毛泽东复出担任中央领导。

　　石厢子村的这顿年夜饭，和以往有些不同，以前都是毛泽东为战士们操心，这次则是轮到大伙为他庆祝了。

　　然而石厢子村实在太穷了，这个连饭都吃不上的小村子什么也没有，其条件艰苦到人无法想象，大年夜到了，这四百多个人的小村子甚至有很多老乡连爆竹都放不起。

　　在来的路上，大伙还想着这个年，怎么也得多整点鸡鸭鱼肉之类的来为毛泽东庆祝一下的，没曾想到会是这个情况。

　　由于条件受限，这顿饭大家就给毛泽东做了他平生最喜欢吃的两样菜，一样是红烧肉，另一样便是辣椒。

　　因为，他是实实在在的在为老百姓做事，是实实在在的关心下属。这样的领导，不但宅心仁厚，而且能力又那么非凡出众，试问谁不喜欢？这样的领导带领的队伍，试问谁不想参加？

　　想想我们现在的老板们，动不动就996是福报，715是励志，巴之不得我们个个都是奶牛，哎，也不知他们站在五星红旗下会不会汗颜……

　　一个小小的春节，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只是一个节日，但对风云人物却俨然是个人思想上不同之处的一个侧面写照。

　　你连占全国百分之八九十九十的人们需要什么都还不知道，而你的对手却已经成了他们全心全意拥护的人，你说你拿什么去打败你的对手？

　　这是一个有点尬篇的番外。这一节的内容和春节无关，但我觉得挺有意思，因为它更能体现出毛泽东和蒋介石二人格局的不同，所以就决定将之挪来让各位老铁品味品味。

　　毛泽东到重庆后，受蒋介石的邀请曾在林园住了一晚。由于习惯了延安窑洞的简朴，外加有长期夜里工作的习惯，毛泽东在当天夜里一直没休息好。第二天一大早，他便起床出去散步去了。

　　根据资料显示，二人此次聊天并无既定，算得是信马由缰，说到啥就聊啥。但在聊到国家问题的时候，则留下了一段经典的对话。

　　“我觉得还是枝繁叶茂好嘛，只有坏死的树才会没有树叶。今日之中国，奉献最多者为干，只有为人民利益努力奉献之主义之政党，才能带领人民走向民族复兴。”

　　“润之兄高论，中正非常赞同，你误解我的意思了，我并不是想做这个什么主干，国家统一后，总统一职，润之担当也可以。”

　　委员长啊，一国之权柄，哪有私自相授。只要有和平、有团结、有民主，不管谁当总统，中国都会迎来光明。到那时，润之倒乐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咯。”

　　我们来看这段对话，虽然很短，但却充分地体现了二人不同的思想境界和政治格局。先说蒋介石，在这段对话中他的核心就是“一种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这几个词，充满了妥妥的独裁政治味道，强调的就是权力的统一。再看他之后的辩解，“总统一职，润之担当也可以”，则又是一种“英雄论”的味道，颇有点曹操的“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的感觉。由此我们可知，这个“干”，他蒋介石其实太想当了。

　　在和蒋介石的对话中，毛泽东主席从来就没强调过权力，他一直强调的都是“民主”、“团结”、“奉献”、“为人民谋利益”。对于执政观点，“奉献最大者为干”是毛主席传达的核心。这句话至少包含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大家对国家人民要谈奉献，不要索取；第二个层面就是只要奉献大，不管是谁，都可以来担这副担子。在这之间，毛泽东主席的指向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他所指的范围可不止局限于国共。所以当蒋介石说到当总统的事时，毛泽东又再次强调了一遍，其意思就是告诉蒋介石，总统谁当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中国人能团结，能和平，能不互相厮杀，能共同和平发展中国。

　　两相比较，高下立分。蒋介石的格局，终归是差了一个档次，自始至终都还在“党派”的笼子里守成，而毛泽东想的，则是怎么才能让所有中国人团结，至于他自己，他根本就没考虑过要得到什么地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毛泽东不是在说空话，那是他实实在在的追求。毛泽东晚年就对他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说，他这辈子最开心的就是他在长沙教书的那段日子，参加革命，是不得已的事，他身上的那些头衔，以后是要通通去掉的，唯独保留一个，那就是他教书时候的“教员”身份。

　　可惜，为了中国人民能站起来，毛泽东终归是不能马放南山的，因为这副担子太重了，只有他能挑的起来。

　　对于毛泽东的这种伟大境界，想必当时的蒋介石是无法领悟的，因为彼时的他受抗战胜利的实惠，个人声誉无论是在国内或是国外都达到了他人生里的一段巅峰，那一刻的他很骄傲。

　　多年后，在海那边，蒋介石应该是对毛泽东的格局和境界有所体悟了的，所以在他晚年时，仅管依然抱着美国的大腿不放，但始终一直都在坚持“一个中国”的概念，便委派陈立夫负责和大陆商谈“两岸一统”的事宜，保持了一个民族主义者的清醒。

　　遗憾的是，因为对权力的迷恋，他终归是给我们后人留下了缺憾，乃至今天还在让所有中国人对“一统”翘首以盼，悲乎!